曾经有人问过杨林，如果是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你会选择什么专业？杨林说：大概会是外语了。出身于外交世家，父母曾经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外交官，可时代却给了他另外的选择。1976年杨林高中毕业穿上水兵服当了海军，是自考圆了他的大学梦。
杨林刚入伍那会儿，在猎潜艇上当操舵兵，所在部队在福建前线，由于是作战部队，日常的训练和巡逻、值班安排得满满的，读书学习的时间并不多。高考恢复后，因为没有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参加高考的念头只能打消。
一个上中学时曾经七门功课考700分的人，一个被同学感慨最应该上大学的人，难道就真的没机会读大学了吗？对外面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杨林只有一种感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82年的一天，出海归来的杨林收到了父母的信，里面夹有一张北京自学考试报(北京考试报前身)。家人劝他：可以通过自考报这个小窗口，了解一些当时教育改革的新动向，找机会读大学。
两年后调回北京海军总部机关，杨林就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繁忙的工作中，杨林时时感慨分身乏术。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格外珍惜。有几次，杨林由于工作脱不开身，只好请母亲去辅导课上录音。老人家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听课，老式硕大的录音机成了辅导班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获取知识，杨林从参加自考开始，就摒弃了功利性的学习态度，他一次只报考一至两门，但门门功课都一次通过，而且几乎都是北京市最高分。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内容丰富、难度较大的课程，都考了90多分。
考究历史，自将磨洗认前朝
杨林打小就喜欢看《三国演义》，神形毕现的人物描写、错杂融合的历史事件，都让他着迷，引发思索。自考做毕业论文时，杨林很自然地就把题目定为《三国志演义：二元化的历史观》，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师对这篇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文章后来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并入选《中国历史学年鉴》。等入读中科院历史学研究生班时，多年的爱好在他身上形成的历史感会经常不知不觉地冒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发行《三国演义》邮票，其中有一张“隆中对”的小型张，在何处搞首发式，引起了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两地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杨林也对这桩历史“公案”产生了兴趣，在详细了解“襄阳说”和“南阳说”的观点、材料后，写了一篇《利在国家，何必辨襄阳南阳》，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国内许多报纸转载，据说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三次诸葛亮躬耕地的论战高潮。
香港回归前，杨林到香港采访。时间比较宽裕，他不去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和繁华热闹的尖沙嘴、铜锣湾，却把香港与历史沾点边的地方跑个遍。在新界，一位邓老先生带杨林看了一处被损坏的历史遗迹——达德公所，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邓氏族人在这里组织指挥了武装抵抗。公所旁边的忠勇祠，供奉着为保卫乡土而牺牲的英灵们。眼见着抗英遗迹已被水淹掉一半，整个建筑摇摇欲坠，破败不堪，杨林心里不是滋味。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反映抗英遗迹被毁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紫荆》杂志上，引起了较大反响。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即着手调查，组织修缮，他也略感欣慰。
喜欢做一件事，杨林就会投入自己的精力，不惜时间不计代价地坚持下去。在社科院读研时，杨林对“明成祖与明初政治”的专题很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资料并进行实地踏勘，披阅十载，发潜钩沉，写成25万字的人物史传《马上天子》。
有书评家评论此书说，“书中深刻揭示了那些功过背后的历史因缘，丝丝入扣地再现了人物性格与环境、制度之间的交织与交融。作者与其说是在为朱棣作传，不如说是在描写十四、十五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画卷。”该书被明史专家列为了解明史的阅读书目，并被推荐为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参展图书。国内数十所高校图书馆也都有收藏。
投身报业，舞出人生新天地
杨林是一个很敬业的人，无论什么工作都做得十分投入，朋友们这样评论他：经常用一种举轻若重的态度，去做许多在别人眼里不值得如此付出的事。靠着这种认真执著的精神，杨林在新闻工作领域舞出一片天地。
1990年杨林从海军宣传部转业到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在《中信人报》当记者。作为企业报人，大量文章是为企业的典型宣传而写的，每篇别人看来字字珠玑的稿子，杨林无一不倾注了激情和心血。其中一篇便因之而推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先进典型——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7951机组。
新闻线索是他在中海直公司上报材料中发现的：在南海的一次海难救援行动中，7951机组表现英勇，绞车员冒着狂风巨浪只身下到海面，救起了17名落水的海上石油勘探人员。杨林深入机组采访，结合自己多年的海上生活经历，写出了一篇现场感很强的长篇通讯《“超美洲豹”紧急出动》。后来7951机组被国务院授予“海上救险英雄机组”荣誉称号，上报的事迹材料就是这篇通讯。中央电视台据此拍出了电视剧《大风警报》。
中信集团公司成立之初被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至今已发展成资产近万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中信的开放性很高，平台很大，但《中信人报》作为企业报空间并不大。就是这么一个小舞台，杨林也做得兢兢业业，报纸从最初的两张16开发展到今天的4开正式出版物，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报”，他自己则从普通的编辑记者做到了总编辑。
对生活对工作的澎湃激情，让杨林在记者、总编、历史研究者三方面都有所收获。他的个人作品集《落笔无声》即将出版，主编的《我与中信》已出版至第四册，《感悟中信》一书则被列为中信系统新员工培训的教材。《马上天子》一书也要重新出版图文本。他个人先后荣获“中国企业报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称号，新闻作品多次获北京市新闻奖、中国企业报新闻奖。
作为报人，他具有极强的新闻敏锐性；作为记者，他的文字清新雅致；作为历史研究者，他在作品中织入了历史感和厚重感。杨林说，是自考让他养成了认真钻研的习惯，是自考培养了他厚积薄发的韧劲，是自考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石。
晚上8点，北航南门“老上海城隍庙”小吃店里依然灯火通明，食客络绎不绝。当记者见到临窗的胡琦时，还是有点吃惊。他阳光、秀气，并非记者想象中的“沧桑一族”。他以自考生身份高分考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后，近期办好了赴日签证，将被学校送去日本学习一年，完成硕士论文。
2000年7月，18岁的胡琦参加了被称为改变命运的高考。一个月后，分数下来，因为英语考试失利，胡琦遗憾地被挡在理想中的大学门外。
8月，胡琦背着行囊，从安徽绩溪老家来到北京。在亲戚的推荐下，他进入海...[查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