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最大30岁 最小14岁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当时在校生也可报考，但比例小)，所以学生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来选读，很少人死读书，大家纷纷选择了将来就业方向的课程，说是在数学系，其实包括汤敏在内，很多人学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课程。

　　人物传奇

　　汤敏的头衔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很少人知道这位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30年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

　　对于经济学界的汤敏，不少教育界人士很熟悉，因为他作为高校扩招的首位成功谏言者，被冠名以“中国高校扩招之父”、“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不过他并不认同第二个称呼。

　　2002年至今，每当大学生就业难、穷学生上学难、高校收费高等问题暴露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扩招之父”。

　　评价后扩招时代的问题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记者：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首年，因扩招谏言被采纳，你随后被冠以“扩招之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当时为何想到谏言扩招？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记者：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高校收费过高都成了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当初建议扩招时有无考虑到这些因素？

　　汤敏：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驳斥大学生无用论：

　　“大学教育是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

　　记者：1998年，一部分人因扩招，幸运地成为大学生，然而四年梦醒后，当大学生坠入就业竞争的汪洋大海时，他们往往又痛陈扩招之弊。

　　汤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记者：大学生过剩了吗，就业难的问题究竟症结在哪？

　　汤敏：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是过剩的，但如果改进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就可能不过剩。归根结底，就业难在于教育训练的学生并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近在广东调研期间，很多企业反映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缺乏。中国教育改革的滞后性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迫切需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精英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