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惯穿睡衣睡觉

　　当时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工农兵和干部，也有知识青年和高级干部子弟。我们班有革命烈属乔沙，全国邮电工会主席的女儿李素敏，爱国华侨司徒美堂的侄子司徒行，也有已年近30岁的干部和煤矿工人。

　　我们班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号院七号楼一个大屋里，沿墙摆放着双层床，屋中间放书桌。除上课到教室外，每天学习、住宿就在这间大屋子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同学中有脱光衣服睡的，也有穿睡衣睡的。脱光衣服睡的看不惯穿睡衣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作风；穿睡衣的看不起脱光睡的，认为这是不讲究卫生，双方互不服气。

　　一天晚上，在下铺睡的干部自言自语地对上铺穿睡衣的人不满，而穿睡衣的本来就看不惯脱光睡的，两人由小声嘀咕到大声吵起来。不仅一屋人不能睡，连隔壁其他班的同学也被吵醒。最后我这个班长在大家支持下订立一个互不干涉的班规才算平息了一场“战斗”。

　　吴老作检讨

　　“三反五反”发动学生向领导提意见，其中有人提吴玉章校长的意见。有人提出吴校长有几台专用车，太多。后来吴老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大致内容是自己生活节俭不够，比如苹果多吃了等等。

　　检讨后“三反”运动驻校工作组组长范长江同志讲话，一方面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一方面就吴老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吴老有三台车，一台是军委派出的，因为他是军委委员；一台是文字改革委员会派出的，因为他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一台是中国人民大学派给的。对吴老执行的是供给制，他的生活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直接供给，与中国人民大学财务无直接关系。”全体员工学生知道后，都为有吴老做人大的校长而自豪并受到鼓舞。

　　上体育课

　　校方很注重体育课，当时的体育老师都是各方面来的高素质人才，有解放前的篮球国手，有从苏联回国的莫斯科撑杆跳纪录创造者黄坚（这位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等。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常来人大讲课，冬天他在十一号楼前广场讲话，只穿着夏天的单衣，声音洪亮，不用扩音器，他提倡冬泳和冷水浴。

　　教我们跳集体舞的老师是从美国学舞蹈回国的张治中的女儿，人长得很漂亮。我们班有个干部学员马树绅专好出洋相逗人笑。有一次张老师教一个集体舞，演示之后，她问：“大家会了没有？”马树绅立即举手表示会了。张老师说：“那你出列示范一下吧。”他就出列跳起来，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学会，像跳大神一样弓着背胡乱跳，大家都哈哈大笑，张老师更是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下课后我批评了他对老师不尊重，以后上体育课他再没有出过洋相。

　　从各地抽调好老师

　　学校的教师都是各地抽调的好老师，也有外籍老师。

　　当然，在那个“一边倒”的时代，外籍教师都是从苏联请来的，据说全校有几百名。苏联老师的主要劣势是不会说汉语，上课必须带翻译。大部分苏联老师先讲给中国教师，中国教师第二天再按笔记讲给学生。

　　苏星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青年教师。他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因为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清晰明了，同学们都愿意听他的课。

　　苏星的上下课时间掌握得非常准，上课铃响他踏进教室开始上课，讲述速度正是大多数学员记上笔记的速度，课程内容按计划讲完，说一声：“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铃刚好响起，那真是不差分秒。

　　因为他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法则”，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

　　工农兵学生成绩不差

　　学员中有的是工农兵，有的是正规的高中毕业生，开学时同学们的文化程度有差异，后来人大设立工农速成中学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速成中学，就是硬赶。文化程度低的同学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帮助，加倍学习。一些同学年龄大被淘汰，提前离校，但多数年轻的工农出身的学员虽然最初文化程度并不高，但还是赶上了学习进度，甚至比知青学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