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2001年，卫生部出台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这之后的药品采购就由以前的“人对人”的分散采购转变为集中采购。其实卫生部的初衷还是希望通过推行新政来达到杜绝腐败、降低药价、规范医疗市场的目的。但事实上，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认为，经过这四五年来的实际运行，这项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给医药市场带来了新的矛盾。对此各位是怎么看的？

蒋东：卫生部的初衷是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政策调整，达到杜绝腐败、降低药价、规范医疗市场的目的，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但现实的问题是虽然药品采购是医疗机构采购的自主权益，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在推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搞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在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博弈中，前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以来，医药企业更是进一步使之沦为“弱势群体”，医疗机构作为买方的垄断地位被强化，导致招标过程中出现诸多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行为。

赵典尊：医疗机构的药品，因拥有极浓厚的垄断色彩，所以在世界任何国家都将此纳入准公共资源管理范畴。一方面，对数以千计的药企来说，医疗机构掌握着80%左右销售渠道，这是资源垄断；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患者在医院中就诊，其消费的决定权基本取决于医生，这是信息和技术垄断。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对这一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就至关重要。这种公平原则，其实也是为协调提供产品的药企、采购产品的医院以及使用产品的患者等各方利益。而可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引入作为市场手段的招标。

王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这是件好事情，招标采购是要引进竞争机制，但实践证明还存在另一方面的新的问题。这只是一种方法，根本的卫生体制改革没有做好。所以往往会出现药价降下来了，药品也消失了。这种情况很多，原因在于机制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

主持人：“2000 年推出的药品招标采购政策在问世时一片叫好声，曾被公众誉为“阳光工程”，然而，执行几年来却不断有企业上书国务院要求取消这一政策，认为药品“一招标就死”，更有极端的公众与媒体称之“无人喝彩的改革”。各位对此的看法是怎样的？

赵典尊：我国药品流通改革是宏观医药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卫生部的统计结果显示：从1990年～2004年，药品的费用一直占综合医院内人均门诊总费用的50％左右，然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药品费用只占10％左右；对于综合医院住院患者，费用中药品费用占到40％左右，这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很少有的；同样，药品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1992年开始接近60％，现在尽管有所下降，但是还维持在45％左右。目前，我国面临“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药品价格虚高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舆论焦点，正因为药品在整个医疗服务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医疗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药品的使用是否合理、有效。
      1999年，国务院几部委联合推出药品招标采购，其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通过市场竞争，改进药品价格的决定机制，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二是通过招标来公开交易过程，规范药品流通的失衡秩序。

蒋东：任何一种政策的建立健全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应该理智地看待、理性地分析。药企作为高科技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的研发和质量提高上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人员的投入。据统计，1981年世界新药研发费用的投入为52亿美元，平均每个上市新药的投入为1亿美元，到1996年世界药品研发费用投入达到385亿美元，平均每个上市新药的投入为11.25亿美元。据美国药品研究与生产协会2001年统计，美国制药公司新药研发费用的投入为30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8%，是1990年投资的3倍。一般一个新型抗生素类药物的研发总投入最高可达15亿美元。以目前这样的形势，国内企业还有多少敢于在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毒性更小的新产品研发上进行大胆的投入？也正是受这样的形势所迫，目前有人说现在只要一公布药品降价名单，这些“上榜”产品就会从市场上消失，而究其原因是那些制药企业核定的成本及合理利润又不足以确保药品研发生产及经营企业亏损，这样的产品谁还愿意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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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对药品招标质疑的声音，表明了药品招标政策“在逐渐边缘化”。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还将会继续推行药品招标，而这项工作的重点已发生改变。从国家发改委对药价政策的连续出台来看，双管齐下，过去政府通过招标来降低虚高药价的做法有所转变，现在依靠加强药品政府定价来纠正不正之风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