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规模的审核和监控“方式之变”集中体现为八个字：简化程序、权责下移。监控责任下移至省政府，是为确立责任人，同时亦使宏观调控对象前移至“源头环节”。

    据央视23日消息，从今年起，由国务院分批次审批的农地转城市建设用地计划，调整为每年由省级政府汇总后一次申报，经国土资源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各省级政府具体组织实施。

    报道称，土地新政“是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又一重大举措”。而据我的观察，言其“重大”有点儿言过其实，确切地说，它本身并不涉及现行的建设用地政策，而只涉及到现行建设用地规模的审核和监控的方式。其中，“方式之变”集中体现为八个字：简化程序、权责下移。省级政府由过去只当建设用地审批“二传手”，变成了直接的监控责任主体。

    监控责任下移，对中央政府而言意图可能有三：其一，国土资源部在查处滥占滥征耕地风潮中的尴尬处境会有所改善，从过去直接的“消防队”转变为火警调控“119”，遇到某个省N个县同时发生违法占地大要案，不必四处“灭火”而苦于人手不足和精力不济，而是直接问责于该省省政府即可；其二，对省政府压责之后，监控半径缩短，反应时间加快，中央“土地爷”可以相对超脱地专注于宏观政策的制定及推行。其三，去年年底前建立的派驻8大区域的国家土地督察有了具体的督察对象——大区内若干个省的省级政府就是中央土地督察的大户。

    自2003年底开始“预热”，2004年上半年逐步推开，“雷声轰鸣”的新世纪首轮宏观调控，迄今效果不够理想。这与调控只控新上项目，对监控项目所用土地缺乏实际监控责任人的体制困惑大有关联。所以，监控责任下移至省政府，是为确立责任人，同时亦使宏观调控对象前移至“源头环节”。

    中国这20多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圈”地、“卖”地浊浪日益疯狂。“人地冲突”以及由该冲突直接引发的多种社会冲突，其成因极其复杂，但关键之处却在现行土地制度本身。因而，面对愈演愈烈的滥占滥征，国家既要在政策（治标）环节不断微调和修补土地政策，更应力图从制度（治本）创新环节彻底革除痼疾——不仅使用行政手段监控建设用地，而且通过土地市场调控，借助土地法规监管。

    对新年以来一系列“地政”之变，关注者须置于宏观调控的视野内进行解读和体味。就中央而言，宏观调控从调控项目到调控土地势所必然。

    从地方的角度，调控土地并非只是履行责任人的职责那般单一。发达地区的政府，对“地政”的敏感绝非在于出让金分成收益的多与少，而是没有土地就没有招商引资，没有大项目大工程，没有GDP，没有……欠发达地区，土地更属试图追赶的主要“资本”和资源；贫困地区，土地更直接体现为养人养机构的“价值迫切”和燃眉之急。瞧，各级各地方，围绕土地所指望的利益诉求很不相同，若能在此基础之上，使国家最稀缺且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得到切实保护，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