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一：媒体的“监督”与“被监督”问题（“假记者”问题）

（广州新东方热点点评：近段时间以来，《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的“记者”兰成长前往山西大同一家小县城的黑煤矿采访途中，被黑煤矿矿主纠集众打手将其活活打死，其死之凄，惨不认睹。事情发生之后，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的主要还是围绕“黑矿主为何如此猖獗，光天化日之下视人命如草芥”，另一个讨论更多的是事件受害人兰成长是否为《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的新闻记者，又是谁赋予他采访的权利？

很明显，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保障新闻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工作者）更好地行使对社会问题的“监督权”，二是我们也需要去思索，一直以来被作为“监督体”的新闻媒体，其本身是否也需要“被监督”呢？就像这个事件中的被大家称为“假记者”的兰成长，作为一个没有采访权的“记者”（兰成长死后，其效力的《中国贸易报》立即赶来辟谣：兰成长不是本报正式新闻记者，不具有新闻采访权利），其“假”的一面又是由谁来监督呢？

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延伸出比较多的“考察点”，戴斌老师认为其中关键的讨论核心是：新闻媒体实际上在现实中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两面性”，就像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所说的那样：“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建议广大的考生在考前适当关注这一话题。）

一、 对于“假记者”现象的成因，结合国内的主流观点，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2. 新闻界出现“假记者”的原因之一，在于媒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管理制度缺陷。

3. 媒体本身即存在着极强的逐利动机。

4. 一些被敲诈单位由于自身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往往不愿意举报假记者，成为假记者日益猖獗的原因。

二、对于“假记者”现象的解决对策，结合国内的主流观点，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查处”的角度出发，主要有以下对策：

1.查处取缔非法新闻机构。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报纸、期刊出版单位、各类图书和丛书编辑部、编委会，以港澳台刊号从事编辑、出版、发行活动等行为要严格查处。

2.查处取缔非法记者站。此举主要镇针对报社、期刊社、通讯社和广播电视台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记者站或类似记者站的办事处、通联站、工作站等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擅自设立的记者站或者类似记者站的办事处、通联站、工作站等机构，或者假冒、盗用记者站名义进行活动等行为。

3. 查处假记者。未取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的人员、持仿制《新闻记者证》或违法印制的采访证的人员要严格查处。

4. 查处新闻记者违规违纪行为。以采访名义拉广告、搞经营、搞创收的行为；以宣传报道为名义收取版面费、搞有偿新闻的行为；以批评报道相要挟进行新闻敲诈，索要钱财，收取有价证券、信用卡等行为；以设立新闻分支机构为名收取承包费、挂名费、好处费等行为；以招聘采编人员为名，收取报名费、办证费等；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从事采访、征订发行活动等。对《新闻记者证》持有者充当假记者后盾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5. 查处印制、悬挂“新闻调查”、“新闻采访”等新闻采访标志的车辆和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各新闻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在车辆上印制、悬挂“新闻采访”、“新闻调查”、“新闻观察”等含有新闻和采访标志的牌子。请各新闻单位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否则，一经发现，除责令其立即摘除外，将按有关法规严肃处理。

6. 建立“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检验网络系统”及相关的查询网络，使新闻记者的真伪可在“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检验网络系统”、“中国记者网”中查询。

（二）如果要从杜绝假记者存在的根源出发，那么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核心点在于有关部门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杜绝地方上所发生的乱开矿、安全事故、破坏环境、乱占土地、形象工程、干部作风、商业贿赂等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有使广大的“被敲诈者”无“真实把柄”存在于他人之手，才能彻底消灭“假记者”生存的“土壤”。

热点话题二：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城市污染问题

（广州新东方热点点评：对于这个话题的考察，实际上和目前的山西省“省情”是相符合的。因为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内地10大污染城市里,山西有多个城市入选,而其中临汾为污染城市之最。而到了2006年2月,环保形势仍然很严峻。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公布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称,2005年,山西省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2倍,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二;烟尘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89倍,居全国第一;固体废物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14倍居全国第一。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位居全国倒数第一。在多组权威数据的反映下，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山西省的环境问题,不断被社会各界关注，因此从热点性来看，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这个话题值得我们适当地去关注。

另外对这个话题的考察，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不一定会完全集中于“治理环境”这个点，而是有可能从相关联的“侧面”出题，比如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传统政绩观”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时候，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官员和民众都有着不同的选择。与“灰尘”风刮,污水“蒸发”成为民谣相应成趣的是,“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则成为了某些官员的为官之道。山西老百姓很多时候并没有从挖煤中获得多少收益,却往往深受其害。这里，戴斌老师需要强调的是，曾有许多专家认为，目前咱们国家对官员的考核体制非常不好,都是以GDP来考核,GDP关系到一个官员的仕途,这导致现在还是一味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一制度下,核心的关键是，“高GDP的增长并一定会带来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把“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就不会出现这种“牺牲环境以换取经济发展”的发展道路。而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更能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城市污染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对于山西省在“经济快速发展下出现的城市污染问题”的成因，结合国内的主流观点，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现有的干部考核体制下，环境保护仍被认为是软指标，而经济建设特别是财政收入仍是硬指标。因此，许多干部不愿意从理性上心服口服地承认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而是对环保行动推倒了多少正在生产的烟囱、关了多少个排污超标的工厂、压了多少个报批的不合格项目，从而影响了多少GDP、减少了多少财政收入数字等等耿耿于怀。一些地方干部对招商引资过度热情，竟然把“环境可以污染”当成了“投资环境”。很多时候，部分官员所说的“发展”，常常是“只顾眼前不虑长远”及狭隘的“数字增长”。

2. 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常常被挪作他用。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比较大，且收效是长期性的，所以容易被认为是“奢侈性消费”，而被“忽视”。

3. 我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企业的违法倾向。

4.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5.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6.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7.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很多时候显得“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