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在参加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批评当前的科研环境时说：由于科研活动远离经济与社会实际以及立项和评估中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他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新京报》9月7日）

    虽说知道学术界存在泡沫，但听闻“九成无用”的估论，还是有些吃惊。总体看来，我们的科学研究非常繁荣，学术成果数量显赫，果如张常委所言，其间泡沫多多？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上大学时的经历。一位年逾半百、研究古代文学的教授，给我们讲授李白的豪情诗歌。在介绍背景时说：他做了半辈子学问，研究方向就是一个问题——李白究竟几次来到长安？学术界以往的论调，有说三次的，有说四次的。但本人最新研究发现，李白曾经五次到过长安，这些观点在我最新出版的专著里。说这话时，老先生不无骄傲，而坐在底下的我们却一头雾水：这也算学术研究成果？

    当然，我们说做研究要“小切口”，不排除以小见大，从“几到长安”这个切口，研究浩瀚的古代文学。可当老师说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时，我的眼前还是浮现出咸亨酒店里，穿长衫的孔乙己先生，用指尖沾着酒在桌子上写“茴”字的四种写法。鲁迅的笔法是尖刻的，但不妨想想，孔乙己如果活在当代，把茴字的四种写法分别写成论文，不知道会否成为学术明星？人家研究的，毕竟是冷门呀。

    方舟子在新语丝上曾经披露过一个例子：武汉某学院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为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很简单，都是到一些影响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看看人家这些学问人，再看看自己，孔乙己肯定会为自己生不逢时而懊悔不已。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有一句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到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在科技研究中，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既得利益，却未必能够总体推进全社会的利益。根据统计，我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却排在第120位之后——不晓得是否有人会萌发“以头抢地”的冲动？

    不过，如果我是大学的领导人，我不但不会以头抢地，而且一定会心安理得；即便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真的有“孔乙己教授”之流，也会为其打开方便之门。毕竟，学校也要搞实力评估，也要讲学术地位排名。在当前的情况下，不搞点包装演艺明星的手法，制造一批学术明星，如何体现竞争实力？如何提高知名度？

    2003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文指出：“SCI、EI等收录论文数量，只是科学技术评价中的定量指标之一，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但光有态度显然远远不够，没有有力的杠杆去撬动，谁愿意首先从这种恶性竞争中脱身而出？

    就在近日的媒体上，我看到了国内科学家“20年内拿到诺贝尔奖”的豪言壮语；也看到了80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对于中国培养基础科学领域最顶尖的人才环境的善意批评。于是，越发迷茫，我们的科技力，究竟很强，还是很弱？是李老先生求全责备，还是我们的“赶超情结”害人匪浅？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第一生产力”的“发动机”都可能出了问题，就不得不对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反省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