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北京两会，“为外来人口设置门槛”的议程总会以某种方式被这座城市的精英提起。前年是政协委员张惟英的“人口准入制”，去年是某学者的“学历准入制”，今年是北京社科院副院长梅松博士的“就业许可制度”，据《新京报》（1月25日）报道，外来人口来京之前先得找到工作，是梅松博士的论调，他说：北京目前是人口无序流动，既增加了管理成本，同时也增加流动人口自己的成本。

    许多人漂在北京，寻找工作和等待工作机会，这种人被称为“北漂”，北漂是北京城的一道风景线，许多如今大红大紫的名星和人模狗样的人物，当年都是从“北漂族”中熬出来的。人们选择吃馒头咸菜、住地下室、挤公交车找工作等机会，因为这是首都，集中了许多其他城市没有的资源，否则谁愿意挤在这座春有沙尘暴、夏是桑拿天、秋天非常干、冬天冷死人的城市？

    显然，这位梅博士的“就业许可制度”，就是为了终结北漂们的生存空间。不知这位梅博是不是通过“北漂”最终当上人模人样的副院长的，如果是，提这种建议是一种忘本和“过河拆桥”；如果不是，则是一个自私的建议。

    说什么“人口无序流动，会增加流动人口自己的成本”，好像是为了考虑外来人口利益了。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理性的算计者，外来人口选择漂在北京，对成本和收益应该有自己非常清楚的衡量，比如说，对自己非常自信，相信终会等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有人会认为漂在发达的北京找工作可能比在闭塞的家乡找工作成本要少。

    梅博士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企图以“国际接轨”压人。他说：自己曾到德国和法国考察了流动人口管理的状况。在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人口就业准入制。

    敝人没去过德国和法国，但常看这些国家的新闻与学者的著作，从没有听到过在德国有什么“柏林人”、“慕尼黑人”的称呼；更没听说过什么“外地来柏林打工人员”之说。更多看到的都是“德国人”、“法国公民”之类的统一符号；更多看到的是这些国家的福利多么好分配多么平等，根本无须像中国许多农民那样为了寻找谋生机会，像候鸟那样奔波于东西南北；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国民迁徙自由，不仅在一国内，而且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欧盟。这样的国度会有“就业许可”吗？如果有，也是一种服务性政策而非梅博士想像中的限制吧。

    显然，“就业许可”是一种变相的人口准入，是一种悖离现代文明理念的姿态。它也许能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但却是以堵住许多人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机会为代价的，本质上是自私和狭隘的。（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