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的时候不说要多少钱，现在孩子那么努力考上了，才告诉我们是12万元的天价。想换其他学校，许多都已经结束招生了。”12岁的女孩居天(化名)今年小学升初中，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层层选拔，终于接到了北京某大学附属中学的录取电话。然而录取后，居天的家长才被告知，作为户口在外地的借读生，需要一次性交12万元作为捐资助学，否则不能进该中学。

　　乱收费的理由总是惊人的相似：自愿。报道中该校康校长表示：“这钱是捐资助学，都是自愿的。”笔者不禁想问：既然是自愿捐资助学，为何不提前与家长协商？为何专门针对外地户口子女量身定制，强制规定12万元的天价捐资标准呢？有这样自愿的吗？由于家长和学校之间权利地位不对称，家长在孩子能否上学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敢不“自愿”吗？

　　自《行政许可法》颁布执行以来，行政事业单位收费已经有了严格的管理规定与程序要求，收费必须有可靠的法律依据，学校以自愿的名义强收天价捐资费，显然是乱收费行为，是在出售教育部门公信力。

　　不可否认，外来人员子女确实给当地学校带来一定的压力，原有的教育资源可能难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地教育部门与学校理应对此有一定的预见性，拿出对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何况，早在2003年国务院就下发文件，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作出规定，其中一项就是要求当地政府减免借读费等相关费用。现在借读费不让收了，学校又挖空心思强收“捐资助学费”。如此“捐资助学费”不就是借读费的马甲吗？

　　其实，外来人员给当地教育资源配置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他们理应与当地居民共同享受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政策范围之外，针对外地户口子女量身定收捐资费，给孩子的教育权利贴上歧视的标签，把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推向无助的境地。

　　笔者注意到，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表示：招生录取禁与捐资助学挂钩。在媒体曝光和舆论压力下，该中学或许会适当减免居天的捐资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处理乱收费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模式：媒体曝光，上级领导重视，停止收费。然后，一切风平浪静，新一轮的乱收费又重新开始。目前除了停止、清退教育乱收费以外，乱收费的始作俑者被处理的消息鲜有耳闻。

　　有调查显示，教育乱收费目前仍居各种乱收费榜首，而且乱收费的手法更加隐蔽。当然，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下，让学校主动放弃捐资费的利益蛋糕肯定不现实。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对此也负有责任。不管乱收费如何隐蔽，有关方面都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方面，要合理配置基础教育资源，缩小校际差距，推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要压缩学校收费政策的弹性空间，督促各学校清理各种乱收费“土政策”。同时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通过层层负责的方式给乱收费戴上紧箍咒，不能听任天价捐资费打劫外来孩子，破坏教育公平，影响教育和谐。不管乱收费穿上什么马甲，都要用法律利剑刺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