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高教领域师生关系因为种种因素渐行渐远甚至形成鸿沟，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
 
因为没人能否认，师生关系这样一种价值非凡的人际关系，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要培养优秀人才离不开融洽的师生关系，这一点一再被确证。

　　从古代说，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有弟子3000人，成才的有72人。孔子说起学生来如数家珍，如颜回乐而忘忧，子路勇气非凡，子贡有一定才干，却是个“器才”等等。而他的学生对他也推崇备至，如颜渊就曾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大加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从现代来说，比如西南联大，这个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史上绝对的奇迹，就为师生关系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做过注脚。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近来颇受欢迎的口述史《上学记》中，就记载了许多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场景。他回忆到，其实联大很多课程就是与教授们聊天。

　　比如他上外籍教授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就经常是闲谈，因为这门课只有他和徐忠尧学长两个人上。但这种闲谈却让他的文学鉴赏水平尤其是诗歌鉴赏水平大有进步。

　　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在《追忆似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一书中，也写了许多与联大大师们学习交流的场景及感受。

　　许渊冲在日记里记录了一段他和同学一起找数学系陈省身教授及许宝 教授打桥牌的经历，并且赢了一把，让他非常得意。

　　小小的片段，折射出了西南联大师生们关系的融洽和谐。

　　其实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高校的师生关系，依然情谊深厚，佳话连篇。以致许多经历过这一时代的高校师生感慨：即使相隔数年之后的师生聚会，师生间也仍会有一见如故的惊讶和唏嘘。

　　但在今天，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师生关系越来越稀松平淡了。

　　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自然是大学扩招。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说，“那时候的学生与今天比实在太少了”。他提及，外文系人最多，但一级也就20多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政治系一年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

　　学生越来越多，但教师队伍由于建设的规律，不可能同步跟上，结果现在的本科班像高中班，硕士班像本科班，学生所能分摊到的教师资源大大减少，师生关系也如同摊饼一样被迅速地摊薄。同时，短时间内扩编教师队伍并不见得能取得良好效果，因为毕竟教学经验丰富与否与长久的教学实践大有关系。

　　而大学合并、建大学城等因素对师生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新世纪前后高校大规模合并后，合并高校之间的整合是每个大学面临的难题。为了实现融合，许多高校都让教师在各个校区之间来回流动，并在各校区之间开设班车，但高校内一般都不设教师住宅区，结果教师上完课必须马上走人，要不赶不上学校的班车。

　　可以想见，上完课后，学生抓着教师问问题，而教师则心神不宁地时不时瞟一眼时钟，然后略带歉意地一耸肩，“对不起，我得赶校车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教师承担着分量不轻的科研任务，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与学生交流的时间和精力。在现今的高校考核体制下，高校的教师是不可能如西南联大时期张奚若先生等不发论文照样当大教授般潇洒的。

　　时间和精力的缺乏，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师生之间的陌生感。而陌生感也必然要影响交流的质量。2007年4月，笔者曾去北京某高校听课。在一堂150人左右的大课上，教师点名都是通过第几排第几位的方式。教师点完名后，学生们经常左数右数数了好一会儿，才见有人姗姗站起，其交流质量可以想见。

　　其实，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师生关系就不得不经受现实的考验。西南联大和牛津大学密切的师生关系，都是值得企慕的精英教育时代的产物。如何在大众教育时代重新构建起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