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
　　一段长时间并且不费力而成功的历史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不利因素，但若处理得当，这种不利因素也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恰好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辉煌时期，当时，它拥有比任何竞争者大8倍的市场，这使其工业经济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美国的科学家是世上最优秀的，它的工人是最富于技术的。美国的国富民强是那些经济遭到战争破坏的欧亚诸国做梦也无法达不到的。
　　随着其他国家日益强盛，美国的这一优势地位逐渐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优势地位上退出的痛苦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到了80年代中期，面对其日益衰退的工业竞争力，美国人感到不知所措。面对国外竞争，一些大型的美国工业，如消费电子产业，已经萎缩或渐渐消失。到1987年，美国只剩下Zenith这一家电视生产商。（现在一家也没有了：Zenith于当年7月被韩国LG电器公司收购。）外国制造的汽车和纺织品正在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美国的机床工业也即将灭亡。人们曾一度感觉下一个在海外品牌面前全军覆没的似乎该轮到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了，而在新计算机时代有着核心作用的半导体正是美国人发明的。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信任危机。美国不再视繁荣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商业经营方式不灵了，也相信不久他们的收入也会因此而下降。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国工业衰退的成因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探寻。在美国人那些有时耸人听闻的发现中充满着对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竞争的警告之词。
　　情况的变化真快！1995年，当日本还在奋力拼搏的时候，美国却可以对5年的稳固发展作一回顾了。没几个美国人将这一巨变单纯归因于美元贬值或商业周期循环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到如今，对自身的怀疑已被盲目乐观所取代。“美国的工业已经改变了结构，消除了滞胀，学会了明智”，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行政院长理查德·卡佛纳的看法。华盛顿特区的智囊团——卡托研究院的史蒂芬·莫尔说，“看到我们的企业正在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到自豪。”哈佛商学院的威廉·萨尔曼相信人们将会把这一时期视为“美国企业管理的黄金时代”。
　　2000（2）
　　做男人总是充满危险，出生时男女比例大约是105：100，但到了成熟期，这一比例几乎持平，而在70岁的老人中女性是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死亡率普遍偏高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现在男婴存活率几乎同女婴一样高。这就意味着男孩到了寻找伴侣的关键年龄将首次出现男孩过剩现象。更重要的是，又一次自然选择的机会不复存在了。50年前，婴儿（尤其是男婴）存活的机会取决于体重，过轻或过重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今日体重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大部分差异是由基因引起的，又一个进化的因素消失了。
　　进化自杀还有另一种方法：存活，但少生孩子。现在没有几个人像过去那样具有旺盛的生育力。除了在一些宗教社区之外，没有几名妇女有15个孩子。当今婴儿出生的数量同死亡年龄一样已趋于平均化，我们多数人的子女数量大致相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利用差异进行自然选择的机会再一次减少。印度可以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个国家给大城市里的少数人提供财富，而给其余的各部落民族以贫困。今天这种极其显著的平均化——每个人的生存机会和子女数量都相同——意味着与部落相比较，自然选择在印度中、上层已经失去了80％的效力。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进化已经结束；生物学上的乌托邦已经降临。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几乎丝毫没有牵涉到身体上的变化，没有其他物种充斥着自然中如此多的空间。但在过去的10万年——甚至过去的100年中，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身体却没变。我们没有进化。因为机器和社会替我们办了这一切。达尔文有一句话描述那些对进化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看有机的生命如同野人看船，好像看某种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将记住20世纪的生活方式，尽管对其丑陋之处不得其解，但是，不管我们的子孙后代对我们离乌托邦的理想境界还差多远感到有多么惊讶，他们的样子会同我们差不了多少。
　　2000（3）
　　当一场新的艺术运动形成某种时尚时，理应弄清其倡导者的目标所在，因为无论他们的准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牵强附会、不可思议，将来都有可能被视为正常的。然而，就未来派诗歌而言，情况却相当不同，因为无论未来派诗歌为何物——即使承认其理论根据可能正确，也很难称之为文学。
　　简而言之，未来派诗人宣称：一个世纪以来，过去的生活一直在有条件地急剧变化；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喧嚣、暴力和快节奏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的感情、思想和情绪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未来派诗人声称，这种加速的生活节奏需要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想诠释现代生活的压力，就必须加快文学发展的步伐。我们必须大量使用基本词汇，摆脱句号，修饰性形容词及限定动词的羁绊。我们不应描绘声音，我们必须造出模仿声音的词语；我们必须在同一张纸上使用不同型号和不同颜色的墨水，任意缩短或加长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