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莫教授的观点。首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但需要自由，我们更需要公正。自由、公正、权利等概念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这几个概念有其内在联系。何谓自由，按照柏林的说法，分为两种，一是消极自由，即所谓自由就是权利不被侵犯；二是积极自由，即所谓自由就是在权利不被侵犯的条件下，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利。可以看出，不管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已经达成共识，即自由首先是权利不被侵犯。然而，人的权利绝对不被侵犯是虚幻的理想主义状态，让渡、置换、侵蚀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什么原则和条件下可以适当地牺牲和让渡权利就成了政治哲学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何谓“公正”？所谓公正，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公正有两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人们的各项权利得到平等的尊重；二是差异原则，即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的普惠性原则，也就是说权利受损的一方，要得到最大化的补偿。总起来说，自由决不仅仅是绝对的和孤立的形而上学，而要在社会生活中根据一定的预定原则和现实情况切实地去体会和享受。简单说，我们不但要追求自由，而且还要追求公正，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

　　其次，从实践来说，城管执法可能的确损害了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权，但是城管执法维护了更多人环境自由享受权。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不但要享有经济自由权，还要享有休息权、健康权、环境享受权等各种权利。如果一味地强调维护一部分人经济自由权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休息权、健康权和环境权，这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更与公正不相符合。想必C教授一定住在环境优美、管理有序的高档社区，一定没有体会过晚上睡觉时楼下露天卡拉OK的鬼哭狼嚎，一定没有体会过在家写作时窗外烤串摊的烟熏火燎，一定没有体会过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水泄不通。蔡教授也许体会过上述情景，并且已经如圣人一般包容了这些，而将经济自由权摆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牺牲自己的权利去维护经济自由权的尊严，这不是没有可能。

　　到这里，我的观点已经很明确，片面的看，城管执法的确损害了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权”。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城管执法维护的是更多人的环境自由享受权，城管执法是非常必要的。只不过，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要注意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普惠性原则，实行人性化执法，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切实考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经济自由权，通过建设公益性市场、在一定时段允许部分道路摆摊设点等疏堵结合的方式，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化。唯有如此，暴力抗法的现象才能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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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北京现有外来人口数百万，部分人员从事着摊贩经营，以出卖小商品为主。他们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身份不一，有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残疾人等；他们大多存在于城乡接合部的人口集中区或者交通繁忙地段，少数“扎根”居民小区。摊贩给市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问题。如占道经营，妨碍交通，产品无保证，食品不合格，摊点污染环境，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等。解决北京城市摊贩当中存在的问题，加强规范和管理，正在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笔者为此提出以下措施，以期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禁放适度，堵疏并...[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