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的一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的村民们聚集在老汉王三妮家的院子里，敲着锣鼓扭起了秧歌。让村民们为之兴奋的是，王老汉用了20个月的时间，亲手铸造了一个重252公斤、铸有563字铭文的青铜大鼎，取名“告别田赋鼎”。王三妮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这是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令人难忘的历史一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这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指导思想。在“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取消农业税，加大教育卫生等社会投入力度，加强电、路、水、垃圾处理等基础建设，建立农村低保，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使广大农村出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中国农村的发展，正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
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迎来新时代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告别田赋”，是中国农民的千年梦想。然而，只有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今天，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思想光辉的照耀下，这个梦想才能变成现实。由此，中国的农村政策出现了由“多取”到“多予”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农村发展也像久旱的田野迎来了甘露，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2003年，王三妮缴纳了最后一笔农业税，共532元。第二年，王家不但不用缴税，还享受国家粮食直补216元，里外一算，王家得到748元的实惠。当年，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多元钱的青廉村，一共减轻了30多万元的农业负担。减负，等于增收。200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上已经取消的屠宰税、牧业税等涉农税费，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
在过去的时代，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农民的奉献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撑；同时，因“剪刀差”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得中国农村的发展长期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城市不可能在贫穷农村的包围中独享繁荣。情况若再不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为农所困。为此，200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提出了新时期的“重农”思想。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将农业和农村问题列为“一号文件”的主题。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首次将减免农业税提上议事日程。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在“两个反哺”方针的指引下，我国正把更多的资源向农村倾斜。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支农惠农政策，初步形成了新时期支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包括“四取消”（取消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四补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以及对主产区重要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等为主要内容的直接惠农政策。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三个继续高于”的原则，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