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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过去整整五年,反恐已成为全球共同的话题。时至今日,恐怖袭击却愈演愈烈,并趋向泛国际化。由此,人们有必要深刻反思。
问:“9·11”事件之后,恐怖袭击与反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但是,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恐的双重标准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您认为恐怖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义?
沈骥如:目前,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概念的混乱使人们容易把恐怖主义与一般的暴力刑事犯罪相混淆,这不利于国际反恐斗争的开展。就我认为,恐怖主义大致可以表述为:极端势力集团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以反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捍卫民族利益、反对种族、宗教、文化歧视等为借口,有组织地进行的不择手段的恐怖屠杀和破坏活动,其受害者大多是无辜平民。这种暴力行动,是病态的、反人类行为,不代表任何国家、民族人民的正当利益。
孙晋忠: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大致皆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如滥杀无辜的暴力特征、具有政治目的以及象征性等。但是这些界定通常忽略了政治目的已经不再是恐怖主义核心要素的新变化以及国家所实行和支持的恐怖主义。因而,我认为恐怖主义可以这样界定:恐怖主义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团体和个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目的,采取有别于战争的暴力手段施加影响的行为。
沈丁立:恐怖主义的定义虽然繁多,但它们在总体上大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非法性、非理性和暴力性。非法性是指这种活动为它所发生地区的法律所不容,非理性是指恐怖主义通常以极端手段宣泄某种主张,而暴力性是指其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或精神上的恐惧后果。据此,我们可以对恐怖主义下如是定义:以非法、非理性、违反人类社会公认准则的方式,用暴力、威胁或其他破坏性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或其他非纯利己目标的思想逻辑和实践活动。
问:对恐怖主义的产生,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曾撰文称是由于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有人认为恐怖主义源于世界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您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沈骥如:不同的文明并非注定就要发生冲突。明朝的郑和船队多次远洋航行,访问了许多不同的文明,架起了一座沟通的友谊之桥。而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人类的空前浩劫——两次世界大战,却都是首先在相同文明国家间的厮杀开始的。另外,恐怖主义也常常以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为借口。但事实上,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才是恐怖主义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孙晋忠:现代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既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种矛盾的综合产物,其中又存在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刻背景。例如阿以之间针对对方的恐怖活动就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宗教因素又有民族因素,既有领土争夺又有它们各自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从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来看,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南北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等都是当代恐怖主义滥觞的根本原因。
沈丁立:恐怖主义是一种思想逻辑,它往往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而非恐怖非法。譬如,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极不公正的情况下,国内的或国际的弱势力量就有可能采取极端行为以求自身利益得到重视或保护。而各文明之间固然有分歧,但并不必然导致不可弥解的冲突。所以我认为,恐怖主义来源于两个因素:1)国际国内在一定环境下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分配失公;2)法律调节机制失缺。
问:虽然全世界加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但战争并没有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威胁,全球的恐怖主义大有愈演愈烈,越反越恐的趋势。您认为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
沈骥如:反恐必须标本兼治,仅仅以暴治暴并不能斩草除根。如果过度使用了暴力,伤及了无辜平民,还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加大反恐难度。目前,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关键必须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缩小南北差距、平息地区冲突、尊重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共建和谐世界。绝望人群的消失与和谐世界的构建将使恐怖主义失去存在的土壤,恐怖主义才能得到彻底的根治。
孙晋忠: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采取公正的原则,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或宗教挂钩,反对采取双重标准。但是现实中,个别西方大国一方面打击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恐怖主义,而对危害他国的恐怖主义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极大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所以,反恐最根本的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根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必由之路。
沈丁立:恐怖主义的思想逻辑以及行为实践并不是只用武力压制就可以解决的,武力只是制止恐怖的低级和短暂手段,过度使用还会妨碍无辜者的利益。所以,国家政权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恐怖主义思想的来源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反恐必须治本,创造不利于恐怖主义生长的环境,培育利益分配上的公正公平的法律制度,并提供利益协调的官民机制和法律援助等,才是预防恐怖主义思想和行动的高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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