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茅先生的上述观点可以做如下理解：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工业化或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二、这个结果是不好的；三、要避免这样一个不好的结果，只有停止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进程；四、如果停止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进程，将产生比“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更不好的结果；五、为了避免“更不好”的结果，我们就只能承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不好”的结果。

    我如此不厌其烦，一定会招致不少人的讪笑：“自作聪明，别人都是傻瓜？”但我如此不厌其烦，事出有因——１月８日有人针对茅于轼的上述观点进行评论，指茅于轼 “极力为收入差距扩大唱赞歌”。那么在该评论看来茅于轼是如何“极力为收入差距唱赞歌”的呢？该评论没有提到任何理由，而就只有这样一个结论：茅于轼 “极力为收入差距扩大唱赞歌”(见１月８日《大河报》）。

    文章主旨看上去都很对，但我最想问的依然是：茅于轼“为收入差距扩大唱赞歌”了吗？

    通览茅氏此文，主要是分析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成因，指出其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而根本没有片言只字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给予一丝一毫的肯定，更别说“唱赞歌”了。固然，茅氏是主张继续改革、继续进行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并要人们容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个“必然结果”，但稍有理性思维能力者都应清楚，茅氏之主张继续改革、继续进行工业化与市场化，绝非是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是恰恰相反——茅氏认为当工业化与市场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收入分配差距”将从“扩大”转为“缩小”。

    茅于轼以及与茅于轼持相同观点者所认为的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成因，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搜遍中国经济学界，不论某些经济学家如何被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附庸，也实在找不出有谁是“为收入差距扩大唱赞歌”的。同样的，也没有谁“为穷人买不起房唱赞歌”、“为穷人看不起病唱赞歌”、“为穷人上不起学唱赞歌”……面对同一个“不好的结果”，各人有各人自认为正确的成因分析与解决方法；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在讨论与争论中或许会发现更好的解决途径。但很遗憾，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总有一些人喜欢把对方钉死在“为××唱赞歌”的十字架上——不符合起码的逻辑，但却总能获得广泛民意的支持。

    什么是“危险倾向”？这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