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者在深圳工作生活两年的经历，深知深圳梅林关的交通状况确实只能用一个字形容——堵。而有关梅林关交通拥堵带给民众生活上的极大不便、给深圳整体交通状况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怨，也成为考验城市管理者的一大难题。物理学有一个著名“钟摆效应”：当一个摆锤所处的初始位置越高，那么根据动能和势能转化原理，它摆过最低点后能够到达对面的位置就越高。这一原理告诉人们，城市管理者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所掌握的资源越多，其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对社会或好或坏的效果也就越大。

    《告市民书》中承认，梅林关交通拥堵与有关部门交通综合组织协调工作不到位等方面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这证明了以往城市管理者对该区域交通资源配置失当、管理疏松粗糙，直接带来了民众权益的受损。深圳市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深刻反思，认真整改，即是表达了对以往公共管理不当的改进意愿，以“道歉”形式向民众承认错误所在，又会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达到舆论支持，从而为政府未来的整治工作，提供一个矛盾缓冲期。

    对梅林关口附近的民乐立交实施改造，是梅林关交通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深圳市政府此前曾做出过相关规划方案，但由于遭到居住在民乐立交附近的滢水山庄部分业主反对，改造工程一度叫停。“善政失灵”的深层次原因，是当初有关部门忽视了利益博奕的复杂性和“听民（意）于前”的程序正义，匆忙出台的规划方案，自然会遭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反对。

    现在，一场事关政府管理转型的“公关事件”正在展开。“市政府向民众道歉”的公共理性，并不仅限于“政府道歉”这一中国新鲜事物，更在于政府以《告市民书》的形势，变换曾经习以为常的操作路径，以公理替代“习惯”、以公民权利为重替代政府管理的单方便利。

    这种开诚布公的互动交流，首先使民众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制度下的“子民”，而是公民，他们参与的姿态，是以公共领域的平等和民主为前提的。《告市民书》更像柔性的公民权利意识启蒙，不是由先行掌握真理的“启蒙者”（政府）向“被启蒙者”（民众）宣扬教化，而是给民众一个平台，让他（她）能参与到权利维护的进程中，在观察与体验中自行寻找答案。

    因此，《告市民书》提供了已有措施，提供了未来之策，这基于一个社会管理常识：在面对一个新出台的公共政策时，民众会对此政策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进行判断和预估，他们依靠的是各种信息的反馈、而越是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联的信息，他们希望搜集得越多。同时与以往政策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同时以更充分公开的民意听证，促使各个群体在参与博奕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利益补偿。保障民众知情权和切身利益的现实保障，构成了互动的链条，让民众在长远和现实利益的综合考虑中，作出一个更理性的判断。

    实际上，当我们观察近年来民众的各种维权举动，可以发觉，中国人渐渐习惯于与权力机关进行平等对话，而不仅仅是俯就；社会日渐凸现“公共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性，社会公德、公众利益、公意再也不可漠视了。人们通过法律、舆论等各种途径捍卫权利，政府也必须直面社会民主的进展，而作出即使回应……这些改变，其实已经浓缩在“深圳市政府向民众道歉”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