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乌鲁木齐、都能把进城的农民商贩当宝贝，在容不下玉米和西瓜的傲慢之后，我们又再次见证了一车红枣的悲怆命运：8月30日《郑州晚报》消息说，“在忍受一天多的白眼后，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河南省洛阳市枣农李年红一怒之下，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

    城市之大，竟然容不下一车新鲜的红枣。据说李年红是想“靠这些大枣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的，当城市高傲地在一个农民面前关上自救的大门，是怎样的绝望与辛酸催化成“抛洒血汗”的“另类反抗”啊。卖枣难、卖瓜难、卖桃难……周而复始的命运交响，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失意回乡是进城农民无法逃避的宿命。当我们在“新农村”的旗帜下高调出国考察的时候、当我们在“新农村”的号角里满面红光盖高楼的时候，谁能看到农业初级产品在壁垒森严的“城关”成本前的无序而滥觞的命运呢？

    小时候我也和父母进过城卖过农产品，农民总是最理性的伟大经济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W·舒尔茨说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民进城的动力来自这个时代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预言，来自于他们对自身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因为新鲜红枣的保质期是有限的，自产自销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小的种枣户的主要营销形式——走街串巷比例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说明当地农村产业化水平的高低；再者，农民天然的弱势地位在市场中根本没有定价权，容易受到中间环节的盘剥，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劳动价值合情合理。表面看，在物流高度发达的社会，农民割断社会分工、自己负担运输和交通费用进城直销农产品，的确是反市场的行为，但是，这一车红枣除了进城还有更好的机会选择吗？

    遗憾的是，城市总是以“大观园”的心态来打量这些进城的“刘姥姥”——可以施舍、但决不能容许其融入他们的经济生活。譬如红枣，李年红车上的红枣起码更新鲜安全更价格低廉，为什么城市宁可去商场冒着被防腐剂等蒙蔽的风险还高价埋单呢？这看起来很悖论，其实这个命题本身是主体偏差的——因为市民肯定愿意选择李年红车上的红枣，但是城市基于面子虚荣上的制度设计不答应。

    于是农民进城的成本无限诡异，在显然的运输和交通成本之外，还加入了最致命的“制度成本”和隐性的“心理成本”：制度成本就是要通过制度条文把个体力量下的农产品赶出城门；心理成本就是通过行政刚性力量的威慑、舆论氛围的逼迫使得个体农户在城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最后的结果无非有二：你还敢进城吗？纵使你进了城门还能生存吗？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在时代进程中如何让农民增收致富、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而中国9亿农民的和谐与幸福，迫切需要我们降低每一扇“城门”的门槛，让市场自由教会他们飞翔的本领、让命运公正地赐予他们微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