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馒头的血案”是２００６“恶搞年”的精妙开场；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人民医院头戴钢盔事件，则是岁末的经典收官。

    前者把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恶搞”成一个“新闻报道”；后者则把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恶搞”成一幕京戏。

    夸张，在这个发明了京剧的国度，一向是被运用得最多的表达手段。相当有趣的是，在戏剧理论大师布莱希特所说的，京戏的程式化动作具有奇妙的间离效果（有意识让观众不要感情太投入），在现实中也有着同样奇效。这可是从前没想到的。

    是的，我想说的是：在中国，还有多少职业需要头戴钢盔？

    但这个命题并不能从这家医院的表演中引伸出来。我们甚至不能在其行业本身引伸出还有多少家医院需要钢盔来武装？虽然记忆好点的都知道医患关系紧张在中国早就是普遍现象，而且这些年已经出现过很多血案。

    按理，医院的执业环境如果危如累卵到了需要头戴钢盔的地步，这家医院应该报警才对吧。然而他们不，他们自己掏钱去购置了一批头盔，以展示自己当下从事的工作多么“高危”。所以，比较靠谱的提问应该是这样的：这家医院的医疗人员头戴钢盔给谁看？

    这与民工讨薪被官媒蔑称为“跳楼秀”要跳给谁看，是有相通之处的。

    “跳楼”能解决问题么？为什么不通过正当的、法律的途径寻求解决问题？弱势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非常手段时，常常能听到这种近乎“何不食肉糜”的弱智评论。

    事实上，被许多人蔑称的“跳楼秀”，与那家医院集体头戴钢盔都是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展示，一种表达，一种申诉。还根本没有进入“解决”的层面，这种表达就是希望有人来解决。这种表达越夸张、越激烈，手法越是五花八门，那就意味着“解决”越困难，越无望。这些年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无论是民工讨薪，还是医患冲突，都已经是全局性的棘手难题。

    所以，“给谁看”的问题，是可以直接置换为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问责”的问题，或是劳动仲裁（包括强制执行）、医疗事故鉴定（是否及时而公正）。

    奇怪的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工讨薪无门，也根本就不可能有心情作秀，却被没心没肺的媒体蔑称为“跳楼秀”、“自焚秀”，更荒唐的是某些城市甚至动议要予以法律严惩；那么相对于患者通常处于强势的医院把自己搞得如同兵营，“制造巨大的恐慌气氛”又当何论？

    一个相当可能的普遍评价就是“秀”，甚至就是“恶搞”。这正是流行的“秀”或者“恶搞”的概念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它遮蔽了许多严重的事实。

    诸如，《无极》这部中国的超级烂片虽然不能娱乐大众，但胡戈的恶搞却娱乐了大众，而结果却是大家忘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正题：中国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烂？深圳那家医院，给人的印象也可能如此，它可能让大多数人忽略了的医患冲突的危机有多么严重。更不用说还有多少“高危职业”需要自备钢盔，甚至防弹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