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对于恋爱中互赠财物或者订婚时互赠彩礼，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笔者想就此发表自己一点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恋爱中互赠财物或互赠订婚彩礼应视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笔者不敢苟同此种观点。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毕竟不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赠与行为，这是男女双方为了共同的美好愿望而自愿付给或许可对方占有自己的财物，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男女双方的感情利益均受到伤害，如果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再者我国目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人民法院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婚约或者双方在恋爱中互赠财物的行为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与人的财产损失，但笔者认为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另外，此种付义务赠与的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目前有诸多学者在其著述中将男女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笔者同意此种理论，因为目的赠与同附义务的赠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并且持此种理论的学者也主张，赠与人在目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但对于权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尚有争议，有的主张为物上请求权，有的主是为了债权性请求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并且认为此请求权应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理由如下：
首先，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
其次，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缔结婚的，虽为平等主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再者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恋爱或订婚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合法的根据，而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据报道，孟菲斯华人组织“大孟菲斯华人联合会”周一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失去女儿监护权的贺绍强夫妇主持正义。该团体说，主审法官钱德斯法官的判决书充满对华裔和中国文化的偏见。该团体将挑战冻结“帮助贺梅基金”资金的做法，并另外设立一个新基金，继续支持贺绍强夫妇要回亲生女儿贺梅。
据孟菲斯地方电视台报道，钱德斯宣判贺绍强夫妇4个月没有探视女儿贺梅，也没有在经济上支持贺梅，因而放弃了对女儿的权利。大孟菲斯华裔团体认为，田纳西州法律要求：政府儿童领养机构...[
查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