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某法院受理这样一起婚姻案件，张女与王X欲结婚，但未达法定婚龄，即以其姐姐（已婚）的身份证件与王X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生有一子。后因故发生矛盾而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此时张女亦已达到法定婚龄。

　　分歧：

　　对该起婚姻如何定性，即其效力问题产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此为无效婚姻，因为张女未达法定婚龄，而以其姐姐的身份证件与王X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系骗取的结婚证，结婚证应为无效，所以婚姻也就无效，应按无效婚姻处理。

　　一种观点则认为张女领取结婚证时，未达法定婚龄而冒用了他人的名义，但起诉时已具备了结婚的实质条件。婚姻法对婚姻无效的定义是明确的，有它特定的外延和内涵。即下列情形之一：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仅此四种。而司法解释又进一步明确诉讼时达到法定婚龄的不再认为婚姻无效。对照本案，与以上均不相符，婚姻无效中并没有骗取结婚证婚姻无效之说，故认为该婚姻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点评：

　　两者都不无道理，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前者显然与婚姻法有关婚姻无效的规定是相悖的，而后者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显然是荒谬的。本案中就婚姻的实质而言，张女与王X是“夫妻”；就婚姻的形式而言，张女的姐姐与王X是“夫妻”。到底谁跟谁是夫妻？法律究竟该保护谁？

　　婚姻法第十条所罗列的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都是不得结婚的禁止性规定，都是从结婚的实质条件出发的，在此并没有涉及到结婚登记的程序合法性上。而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从该条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办理结婚登记必须亲自进行，不亲自进行则不应当发给结婚证；二是取得结婚证即确立了夫妻关系。得出以上结论并不难，难就难在办理结婚登记没有亲自进行，结婚证也发了，那这种程序上的不合法是否导致结婚证无效？当结婚证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甚至否定（比如本案），那么该婚姻的效力又如何，程序上又该如何操作。从现行的婚姻法中很难得出结论。

　　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疑惑，问题正在于婚姻本身的特殊性，婚姻必须符合相关的形式要件，同时又要符合相关的实质要件，婚姻才能成立。而婚姻法中婚姻无效的内涵是特定的，它仅仅对不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作了相应规定，是一种禁止性规定。但仅此还不能成就婚姻，婚姻还是一种要式行为，它不仅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还要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婚姻法对结婚的形式要件也作了一定的规定，即第八条，但并没有将形式问题纳入无效婚姻的序列中。这与其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瑕疵，不如说是立法的局限性本身所决定的。结婚登记毕竟是一种行政许可，该行政许可的效力应当通过相应的行政程序来解决，这不属于婚姻法本身所能调整的范畴。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婚姻无效只有婚姻法规定的四种情形，不能被婚姻法的规定所局限，而蒙蔽了视线，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有了正确的理解，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婚姻必须符合相关的实质要件，同时又要符合相关的形式要件。婚姻的这种双重要求，决定了无论是实质要件的欠缺，还是形式要件的欠缺，都会导致婚姻的无效。即婚姻无效存在两种形式，在此姑且称之为实质的无效和形式的无效。而对两种不同形式的婚姻无效处理方式却是不同的。对前者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婚姻法的规定，作为无效婚姻来进行处理。而对于后者，婚姻法本身就无能为力了，同样是无效婚姻，人民法院却不可以直接依据婚姻法有关无效婚姻的规定来进行处理，而应该作为离婚案件按简易或普通程序来处理。对于因结婚登记的程序违法而导致婚姻无效的 ，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行政部门将结婚证予以撤消，或者中止诉讼，由当事人从行政途径来首先解决结婚证的效力问题。

　　当我们对婚姻无效有了一个正确的理解，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这种理解并不违背法理，也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旨，所以是正当的。它解决了婚姻法本身无法解决的相关实践问题，所以也是必须的。但就此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明确，从而以正其身，以正视听。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司法实践就此作一些有益的尝试，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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