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花鼓戏形成并流行于旧长沙府的十二属县——长沙、 善化（今望城）、湘阴、浏阳、醴陵、湘乡、宁乡、益阳、安化、茶陵、攸县等地，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是湖南花鼓戏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剧种。
长沙花鼓戏来源于民间歌舞说唱艺术。清代中期以前，长沙一带盛行“地花鼓”、“花灯”和“竹马灯”。清代中叶以来，花鼓戏逐渐流传开来。旧时各地名称不同，宁乡一带称之为“打花鼓”，浏阳各乡称为“花鼓灯”和“竹马灯”，长沙望城一带和醴陵地区称其“采茶戏”，本世纪40年代，有人称之为“楚剧”。乡间则统称为花鼓班子，以班主命名，诸如得胜班、土坝班、大兴班等。
长沙花鼓戏脱胎于湘中各地的山歌、民歌和民间歌舞，是在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其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小戏”阶段。这是长沙花鼓戏的雏形。与丑、旦歌舞演唱的“对子花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二阶段是“三小戏”阶段，这是花鼓戏正式形成并最具特色的阶段。时间大约在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三小戏”是“两小戏”的发展，在丑、旦演唱的基础上，加入了小生行当，使花鼓戏脱离了歌舞演唱的旧套。“多行当本戏”为第三阶段。“多行当本戏”在“三小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净等
表演行当，剧目也从原来以小戏或折子戏为主而逐步变为搬演故事完整的本戏。在这个阶段，长沙花鼓戏的声腔得到了完善，剧目进一步扩大，角色行当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生活气息、地方特色十分浓郁的地方戏曲剧种。
长沙花鼓戏的演出剧目较多，保留下来的共有336个。这些剧目大多为劳动人民和艺人集体创作，故事多取自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通俗话本和社会生活；描写对象多为劳动人民、书生公子、官吏商贾，但以渔、樵、耕、读为主；表现内容上多为反封建伦理道德、追求婚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提倡朴素的伦常美德，惩恶扬善，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
在表现形式上，长沙花鼓戏剧目大多以载歌载舞、短小精悍见长，特别是那些生活气息浓郁，轻松活泼的喜剧和嘻笑怒骂、泼辣热闹的闹剧很受观众的欢迎。剧本语言生动，从民谣、民歌、俗语、 歇后语中提炼对白和唱词，有时甚至就以极其朴素的生活语言入戏，通俗易懂，皆大欢喜。表演上既承袭了民间歌舞中的扇舞、手巾舞、矮子步、打花棍、 打酒杯等表现手法，又从劳动生活中提炼了一些表现力极强，特色鲜明的表演程式， 如犁田、使牛、推车、砍柴、绣花、喂鸡、纺纱等，惟妙惟肖，美不胜收。
长沙花鼓戏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长期受到统治者的禁演，艺人们经常被提锣毁籍或抓去坐牢游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沙花鼓戏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长沙花鼓戏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一批内容健康、艺术性强的传统剧目经过改编整理，重新搬上了舞台。其中经过改编的《刘海砍樵》于1952年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获得了剧目奖和演员奖。艺术家们还发挥花鼓戏贴近现实生活的特长，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沅湘之间”，指的就是湖南常德，一座停靠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尾闾，史称“西楚唇齿”的音律之乡。而自宋元以来，常德城内各地商贾云集，随同而来的江浙乐师、歌女等也往返于沅澧之间，他们带来的时令小曲在滨户地区逐渐流播。元末战乱，外省人大量涌入常德，这使得各地的民间艺术广为交流；明朝，澧州有华阳王府，常德有荣王府，按明代通例，“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而且还赐与乐户。王府的...[
查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