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的音乐
洞经音乐：大理白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生长艺术的沃土。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民间艺术中，洞经古乐称得上是一块音乐的活化石。确凿的史料证明：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溶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大理洞经音乐源远而流长。史料记载，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为表达永世臣服唐中央皇帝的心愿，组织了一部称为《南诏奉圣乐》的大型乐舞赴长安奉献给唐王朝。唐德宗大喜过望，又给南诏赏赐了一部龟兹古乐。也许从这时起，大理白族的祖先便接受了中原王朝“礼乐治国”的思想。保存至今的下关洞经乐社“三元会”的传谱中，就有“奉圣乐”、“龟兹乐”、“朝天子”等乐章。而“奉圣乐”据传为南诏大乐师张洪纲所作，为当时《南诏奉圣乐》之首曲，曾被作为唐朝的主要宫廷音乐。到了清代，龙尾城（下关）人马恩溥在京城任宫廷教师，听说此曲是由南诏传进京的，学习之后又传回故乡大理，成为“三元会”的传谱。“龟兹乐”的演奏均以弹拨乐器为主，带有明显的古龟兹音乐作风。大理的洞经音乐正是这样广采博收，因而乐曲极为丰富，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首。迄今各地洞经乐社所演奏的乐曲风格也极其多样：有道家音乐的飘逸，有宫廷 音乐的典雅，有江南丝竹的柔美，有儒家音乐的浑厚。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又带上当地的民族特色，如巍山的洞经音乐明显地表现出彝族音乐的粗犷豪放，而在广大白族地区流传的又带着白族音乐的抒情和幽婉。热爱艺术的大理各族人民不仅善于创造，同时也善于继承优秀的艺术传统。至今活跃在大理州范围内的民间洞经古乐社团多达340多个，仅大理市就有90多个。洞经音乐社团组织多数以村社的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形成相对稳定的队伍，如“三元会”、“宏仁会”、“乐善会”等等。有民主选举产生的会长以及相关的执事人等。但入会人员不一定是宗教信徒，更多的是民间艺人和音乐爱好者，包括工人、农民、教师、离退休干部等。近年来也有一些纯粹的音乐社团，如大理“南雅音乐社”、“下关洞经古乐团”等。在当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的时代，人们富而思乐，追求多方面的文化生活享受，于是，像洞经古乐 这样的参与性和自娱性很强而品位又很高的音乐重新兴盛起来，正是势在必然。由于洞经古乐起源于某种信仰和礼仪，其音乐形象均在于陶冶人的情操和净化人的心灵。在当今各种渲泄型甚至刺激型的音乐风靡于世的潮流中，它更显得古朴、幽雅，有人称之为“没有污染的音乐”，适应了当代人们反璞归真的审美需求。因而它一旦在公众场合出现，便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欢迎。
白族调：是白族民间最为普及的一种演唱艺术，几乎男女老少都会唱，即便唱不出口的人也会背上几首歌词。山区半山区的白族人，父母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也通过教唱白族调来进行。白族调的唱词从文学上来说已经形成了本民族所独有的诗歌格律，通称为“三七一五”体，即每节歌词以三个七字句和一个五字句构成（大凡白族的韵文都基本遵循这个格律）。明代白族诗人杨黼创作的《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的白语抒情长诗就以这种格律写成，因而又被称作“山花体”。白族民歌绝大多数是七句或八句为一首的短歌，分为上下两阙，上阙一般以三个字的“韵头”起韵，然后是两个七字句，一个五字句；下阙为三个七字句，一个五字句，上下两阙构成一首完整的诗歌。白族民歌讲究押韵和声调高低相协的格律，在对歌当中如一方跑了韵便算是输家。各地白族民歌唱词基本一致，曲调则因地区不同而风格各异,主要分为大理调、剑川调、西山调、东山调、山后曲等。有的高亢粗犷，有的幽婉动人。内容也十分多样，不 但有山歌、情歌、习俗歌、咏物歌、儿歌等，还有大量幽默诙谐的“反意歌”,正话反说，表现了白族人民乐观自信、开朗活泼的的民族性格。
白剧：白族戏曲剧种，亦称“白戏”，原名“吹吹腔”，简称“吹腔”。流行于云南大理和怒江兰坪等白族聚居区。据说源于弋阳腔。清光绪年间为繁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大量吸收大本曲音乐，更趋完善，始称“白剧”。共有传统剧目三百多出，题材来源广泛。《血汗衫》、《石三告状》、《赵龙观灯》、《望夫云》等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演唱时以唢呐、锣鼓伴奏，歌舞结合，具有高亢激越、热烈欢畅的特色。
白族对歌：白族对歌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白族青年男女也长于用对歌的方式互相表达真挚的情感。但对歌的意义远不止于表达爱情，更多的还是一种知识和智慧的比赛。因而白族对歌不限于未婚男女，在已婚的成年人或中老年中也广为流行。妻子和别的男子对歌，丈夫在一旁出点子“助战”也是常有的事。白族对歌不采取问答的形式，而以内容是否衔接和音韵能否贯穿来分胜负。“歌逢对手”，常常几天几夜唱下去而难决胜负，对歌多半采用白族调，但有些白族地区也流行汉族的对口山歌，称为“汉调”，与白族调交替进行，更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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