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兼教育家，相传他有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位是影响较大的贤人。因此，孔丘就被后人称为孔夫子，简称“孔子”，“子”是当时对人的一种尊称，相当于今天的“先生”。
　　孔子的思想，以“仁”、“礼”为中心。他说的“仁”，包含着“爱人”的意思。乍一看，以“爱人”为本，是一种很高尚的思想。其实，孔子的“仁”，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内容、对统治者来说，他主张“如保赤子”、“使民以时”；对被统治者来说，他要求不“犯上作乱”。如此这般，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他说的“礼”，包括朝廷礼仪，国际交往的礼节，家庭中婚、丧、嫁、娶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和道德准则。他认为，殷朝继承着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继承着殷朝的礼仪制度，不过，都各自有所增减。由于春秋五霸并起，各诸侯国兴制各自的礼仪制度，孔子不赞成，公开宣称自己赞成周朝的礼仪制度。但这并不等于说孔子不主张对周朝的礼仪制度作一定程度的增减，只不过他的“损益”一定要以周朝为基础罢了。孔子还认为，只要大家都遵循“礼”，那么，社会也就和谐，天下也就大治，家庭也就大幸了。因此，他坚决要求全社会来“克己复礼”。这就是说，天下人都能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仪制度的规范。
　　对于孔子的思想，有人说他是代表奴隶主，有人说他代表封建主，争执不休，莫衷一是。不过，不管研究家是孔非孔的争论如何激烈，他们在两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一、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和作用；二、在社会变革时期，掀起历史风潮的人总是批判孔子，至少是不理睬孔子，一旦天下已定，大权在握，立即崇孔尊孔，读经书讲礼仪。因此，关于孔子的社会价值，我们同意司马迁的估计。司马迁说，孔子的思想是“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这样评价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实际。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有教无类。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一系列的经验总结，是中国教育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曾周游列国，足迹遍涉中原大地。泰山距曲阜不远，周游时经过泰山是人闪料相中的事，古籍中也时有关于他泰山之游的记载。
　　孔子后学孟轲及其门人共同写的《孟子》一书中，孟子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为喻，说明“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道理。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了“大”，才显“小”。所以，登上蒙山村(东山为何山，其说不一。或以今曲阜城东之尼山为东山，或以今蒙阳县境内的蒙山为东山。兹从后说)，就以鲁国为,吖泰山，就以天下为小。对见过大海的人来说，天下的水就不在话下；对曾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来说，天下庸人的俗论就不屑一听了。孟子的意思是眼界高的人志大，眼界小的人则心小。孟子的这句话，成为孔子登泰山的唯一正式记载。
　　依据这个记载，我们今天能在泰山找到三块刻石。标示孔子登泰山的壮举：一是山顶玉皇阁下的“孔子小天下处”；二是山下红门附近的“孔子登临处”；三是山上天街东侧的“望吴胜责”。山上的“孔子小天下处”刻石，是后人依据《孟子》的记载设置的，年代大约是唐以后。从刻石的字迹看，不是秦以前文字，且山上唐以前刻石保留少，因此，这块刻石的最大可能是出自明从之手。天街东侧的“望吴胜责”坊，则是当依据某些传说树立以炫示游客的。
　　山下红门前的“孔子登临处”标时 明代人设立的。但是，立碑的人只想到附会孔子登泰山的风雅，而没有认真考查泰山登山路线的古今变化。清代著名散文字姚鼐在他的名文《登泰山记》中说，“古时登山，循东谷入”，就我们所知，自古讫令，登泰山共有三条路线，大体秦汉以前从东谷登山。东谷在今玉皇顶东侧，所以《史记》上说是“阴上阳下”。唐代开始循中谷登山，就是岱宗坊、红门、斗母宫、中天门的路线。宋以后，人们又逐渐开辟了西谷登山的路线，即今日之黑龙潭、竹林寺至中天门的路线。据此，孔子是春秋时人，那时中路尚未开辟，孔子焉能从此处登山？